1996年2月28日，陳水扁將臺北新公園改名「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其後臺北市政府設置二二八紀念館，主辦各項美展、音樂會等活動。 1998年底，因陳水扁競選連任失敗，臺北市的平反運動無法進一步推動。 1947年3月5日，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委託美國駐臺灣總領事代轉電文至駐南京大使館，並轉致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請求不要派兵前往臺灣。 軍人、警察和線人還反間策劃製造紛爭、加工武裝騷亂、設置陷阱誘殺，如圓山附近「暴民」攻擊海軍辦事處等機關、楊亮功遭遇狙擊事件等，並成為軍隊鎮壓的理由。 各系統情報機構人員還分別密電中央政府，捏造、喧染和誤導情勢嚴重程度，凸顯陳儀完全失去掌握能力打擊其威信，並推卸無法協助維持局勢穩定的責任，及請求援兵武力鎮壓的理由。 情報機構人員誇大動盪情形與暴動人數、強調共產黨黨員達萬人、凸顯中國人傷亡程度，更指稱參與者是懷有叛國、獨立、奪權之重要陰謀行為，國民政府因這類情報報告而影響派兵鎮壓的決定。
3月11日，史國華下令軍隊包圍八堵車站，槍斃車站鐵路員工報復。 3月12日，基隆要塞司部前往瑞芳鎮、四腳亭、九份、金瓜石一帶鎮壓，並搜查淡水中學。 3月24日，新竹地區展開第二階段綏靖工作，嚴密搜查武器、「掃除叛徒」及清查戶口。 3月1日，高雄市地方要員已經獲知臺北市的訊息，高雄市市長黃仲圖、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分別準備。 3月2日，鹽埕埔群眾圍攻警察局、一〇五後方醫院、憲兵隊、左營、田町倉庫等地，高雄市700餘名外省籍公務員退避至壽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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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統計局所屬的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調查室欠缺偵緝職權，須結合憲兵勢力偕同工作。 憲兵司令部憲兵第四團兼具情蒐體系與行動能力，所屬特高組被賦予執行行動偵緝、特殊任務職權。 在這期間，許多人過著躲藏的逃亡生活、其後才得以自首或自新，或是因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10月25日，警備總司令部撰寫《本省二二八事變案犯處理經過》，稱各地民眾依政府自新辦法辦理自新，報經前警備總司令部及全省警備司令部核准者計有3,905名。
在飲食上，應該要降低脂肪的攝取量，減少吸煙的頻率或乾脆戒煙，並且限制酒類的飲用。 在這天出生的人通常是很強的概念主義者，他們做事方式並不是一頭栽入，飄飄然後媽從深度與錯誤中達成目標；而是冷眼旁觀，客觀地加以檢視並觀想事情應該要如何完成。 通常這天出生的人帶給別人的印象，是他們好像活在另一個世界裡，他們的存在好像不是來自活生生的事物，而是由概念所形成的。
- 1949年8月，在與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鬥爭全面潰敗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地區。
- 情報機構人員在臺灣社會緊密佈線、監視輿情，羅織罪名製造各種「暴徒」名冊及「參與事件人調查」，作為列冊緝辦、行動偵緝、逮捕槍斃的證據。
- 3月3日，臺南市青年學生、民眾接管永樂町等派出所、警察局、第三監獄、海關倉庫槍械，彰化市民眾則控制彰化市政府機構。
- 1990年，隨著臺灣逐漸民主化，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確立處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調性與框架，逐漸正視二二八事件，積極回應民間要求。
- 總攬大權的長官公署以統治者心態自居，不能體察民情，政治上打壓臺灣人民，政治措施、參與和待遇失衡；同時發布諸多臨時辦法，獨佔政治、經濟、社會等資源。
- 他們的本性中有相當溫馴部分，一方面在不甚求回報的情況下可以無我的付出，另一方面則讓他們的自我沉溺在關注與嬌寵的暖流中。
- 3月7日，部隊在高雄市市區逐戶搜查、搶劫民戶，甚至強暴婦女；軍隊無差別掃射造成大量無辜民眾傷亡，使得高雄市成為二二八事件受害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
- 常會觀看別人的臉色因而改變自己的態度，可見他是一個沒有自信心的人。
為了解決爭端、消除積怨，各縣市民意代表、士紳階級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希望藉由政治交涉居中協調，並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另一方面，各地民間力量組成武裝部隊，收繳槍械、控制機關等，企圖以武力達成政治改革要求。 3月9日，憲兵第二十一團第一營自基隆市抵達臺北市，陳儀立即宣布臺北市、基隆市開始戒嚴。 雖然最初有零星攻擊事件，因為援軍不斷進駐臺北市壓制，鎮壓行動未遭遇強烈反抗便控制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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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處理委員會通過《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及要求，黃朝琴、王添灯等人前往長官公署面呈陳儀。 同時，陳儀向國民政府呈報不實報告、誇大事情的嚴重性，請調軍隊前往臺灣鎮壓，並欺瞞請兵一事。 3月2日，陳儀便向蔣中正報告臺灣「情勢嚴重」，要求國防部參謀本部參謀總長陳誠迅速加派重兵平亂。 隨著臺灣人民紛紛發起各種抗爭，臺北市的衝突迅速蔓延各地，治安事件擴大為政治運動。 由於不滿種種不當政策，大部分反抗行動與衝突針對政治腐敗問題，不過各地反應不一，對政治改革的想像與計劃並不一致；參與分子則有青年學生、退伍的臺籍日本兵、失業者、地方領袖、地痞流氓等。 陳儀及中國國民黨與臺灣社會之間存在著明顯隔閡，中國大陸政府官僚及民眾對臺灣情況非常陌生。
政府對二二八事件參與者的疑慮，由1950年代初期擔心參與共產黨，至1960年代轉為擔心為臺灣獨立運動所用。 1962年8月，警備總司令部呈報國家安全局，決定擬定《戊寅分子處理原則》；其後通知臺灣省警務處，命令各縣市警察局確實防範控制，成為各地警察機關監管「二二八事變分子」的依據。 同時政府對二二八事件參與者展開清查清理，留意逃亡者、參與者、首謀相關者，在案件偵訊時特別調查。 先前被從寬處理者遭到政府以叛亂犯刻意清理、秋後算帳、加重論罪，或因親友關係牽連遭槍斃或坐監，包括高一生、湯守仁、林慶雲、陳正雄、陳崑崙、陳明忠、羅明懋、蔡懋堂、黃金島、林西陸、林日高等。
其中在1989年，導演侯孝賢拍攝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的電影《悲情城市》。 1995年2月28日，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以國家元首身分，代表政府向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與全國國民致歉。 此外，對於事件參與者的調查與管考也是機關保防的主要業務，除了接受檢舉調查外，各機關保防單位經常基於上級指示，在特定時期對事件參與者在內的異議分子進行監偵防範與警戒行動。 1970年代之後，每逢二二八事件週年前後，政府經常常動員各單位對相關活動或可疑分子進行監偵與清查。 在援軍抵達後，警備總司令部主導捕殺臺灣精英與民眾的行動，利用機會敲詐勒索，例如林本源家族的林宗賢因賄賂才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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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央俱樂部、中國國民黨黨部等政治派系派員前往臺灣，部署情報網、接收日產與爭奪資源，情報機構展開反情報、肅奸等工作，陳儀則任由派系勢力互鬥。 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展開祈禱會、祭拜典禮、座談會、演講會、和平遊行等紀念活動，挑戰中國國民黨禁忌；雖然最初遭政府強力壓制，在民主進步黨及無黨籍政治人物推動下，政府逐漸與民間要求密切互動。 同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前往各地紀錄二二八事件口述歷史，民間更在嘉義市興建首座二二八紀念碑。 在訓政體制下，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負有蒐集情報的職責，設有臺北分社將採訪的臺灣新聞傳回南京總社，葉明勳為負責人。 不過其電文報導完全基於陳儀政府和軍方立場，不斷出現外省人遭到毆打、甚至曲解真相的錯誤訊息，忽視臺灣民眾的意見和社會騷亂的實情，甚至是建議國民政府派兵鎮壓。
而且，他們所擁有的豐富想像力通常只喜歡在家中表現，而不是在眾人間顯露。 我們幾乎可以斷言，比起別的日子，2月29日出生的人是人數最少的。 而如果我們的年齡是以一個一個的生日來累計的話，那麼毫無疑問地，2月29日出生的人比起其他人，是要年輕得多了，畢竟不是每年都有2月29日嘛！
這次滿月幫助你明白快樂不僅僅來自生活中的大事件——它更來自於當下，來自於在每一個平凡經歷中發現驚奇和敬畏。 2月29日出生的人千萬不要為了追求平凡就拋棄個性，或是想要改變自己的特質。 但是，如果這些差異性正是他們的才華所在，或者就是他們特殊的自我，那麼即使是用「改進」或「調整」這樣的字眼，其實跟「壓抑」還是沒什麼兩樣的。 在這一天出生的人並不是那種喜歡到處表現他有多麼特殊的人，相反地，他們極力地想要表現得比平常人更平凡。 因此，他們會去從事常人所關心的議題，而不是去找那些很專業的待業來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
3月5日，在將事件視為叛亂後，蔣中正指派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率領部隊前往臺灣鎮壓。 3月6日，在接到國防部及蔣中正命令後，劉雨卿飛往南京市晉見蔣中正，蔣中正面授機宜，並發給600支手槍。 3月7日，蔣中正電告陳儀表示整編第二十一師自上海市出發，在3月10日前抵達臺灣。 同日，劉雨卿搭乘美齡號專機飛往臺灣，隨即晉見陳儀告知蔣中正意向。 3月10日，蔣中正首度公開發表有關演講，定調事件為臺籍日本兵與共產黨策動造成暴動、並因處理委員會提出「無理要求」決定派兵，此演講成為國民政府的主流說法。 1947年2月10日至1948年6月4日間，蔣中正經由多個單位相關人員來往的函電報告及臺灣人團體等訊息，掌握臺灣民情與事件的各種資訊。
彰化市市長王一麐、高雄市市長黃仲圖、臺東縣縣長謝真等配合處理委員會。 反之，新竹市市長郭紹宗、嘉義市市長孫志俊、屏東市市長龔履端等與處理委員會對抗。 基隆市市長石延漢、新竹縣縣長朱文伯、臺南市市長卓高煊、高雄縣縣長黃達平、花蓮縣縣長張文成、澎湖縣縣長傅緯武等則與地方駐軍配合。 3月3日，柯遠芬召集陳達元、張慕陶、林頂立等情報機構負責人，要求偵查幕後策動分子的動態，以備「平亂」之用。 在事件中，保密局滲透各地處理委員會、青年團與自衛隊、《臺灣新生報》報社、中部自治青年同盟本部等，並強勢擴張勢力，新增協助緝辦的外延單位。
陳儀曾運用臺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副議長李萬居、秘書長連震東、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林忠等半山人士居間斡旋，試圖恢復秩序、維持治安，但多基於陳儀立場協助平息抗爭，而非以臺灣民眾立場向陳儀爭取權益。 部分半山人士受到政府重用、實際參與鎮壓行動，又以軍事統計局臺灣站長林頂立、新竹縣縣長劉啟光、新竹地區防衛司令兼新竹縣縣長蘇紹文、長官公署警務處處長王民寧、臺中區防衛司令黃國書等人為典型。 戰後臺灣縣市行政首長與警政首長因貪污無能而未獲民間好評，且僅有臺北市市長游彌堅、新竹縣縣長劉啟光、高雄縣縣長謝東閔三位半山人士；部分日治時期的地方政治精英則是參選縣市參議員。 在事件紛亂期間，各地處理理委員會為首的「談判交涉－和平解決」路線，與青年學生為主的「收繳武器－武力解決」路線結合。 因應混亂衝突，地方領袖精英、民意代表、紳士階級與民眾和政府交涉，提出改革政治要求，並組成處理委員會、治安維持會、自衛隊等。 部分組織接收槍械、接管機關、維護秩序，甚至將武裝路線視為談判「籌碼」，以拓展最大利益。
雖然臺灣、澎湖群島在1951年《舊金山和約》簽訂前，只是軍事佔領的殖民地領土，協助接管的美國基於《開羅宣言》及同盟關係，在政策態度上假設「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時採美國駐南京大使館與美國駐臺北領事館形式。 不過對於中國政府片面決定臺灣人國籍、澀谷事件發生等，仍引起英國等外國的反應。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事件經過與處置都有連續性報導，而國民政府擔憂引起國際反應，對外國政府有所顧慮。 由於半山人士具有特殊的「中國經驗」，並非長期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且資訊受限的臺灣在地人所能相比，因此國民政府希望在接管臺灣之後，能夠借用這批人士治理臺灣。 在政治派系鬥爭的背景下，半山人士在戰爭結束後紛紛回到臺灣，並出任政壇的要職，形成一股「半山集團」。 整個綏靖計劃在中部和南部地區曾遭遇民間短暫的武裝反抗，如二七部隊、嘉義民兵和雲林民兵發動的戰役，其他各地幾無戰鬥便如期完成。
在《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之後，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工作觸及司法方面的除罪化等。 另一個重要的轉型正義工程推動機構是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建置，下有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及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2018年起，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開始推動《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研究。 1990年，隨著臺灣逐漸民主化，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確立處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調性與框架，逐漸正視二二八事件，積極回應民間要求。 其中立法院院會首次為事件受難者默哀，行政院院長郝柏村成立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展開研究等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