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身的金融和銀行事務以外，利國偉多年來還特別關注香港的高等教育發展。 憑藉其恆生銀行背景，他早於1963年獲港府委任為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首任司庫兼財務委員會主席，為當時一切都尚待規劃的中文大學管理財政和制訂財務政策，對中文大學的初年發展起重要影響。 此外，他還兼任過中文大學的校址籌建委員會委員、大學聯合薪俸委員會委員和大學合辦電腦計算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等職，負責跟進沙田馬料水校址的發展計劃、處理富爭議性的大學教職員薪酬改革、以及主導大學合辦電腦計算中心的工作等。 利國偉在任大學司庫近20年之久，到1982年10月獲港府任命接替簡悅強爵士出任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兼榮譽學位委員會委員。 他在校董會主席任內經歷馬臨教授、高錕教授和李國章教授三任校長，見證中文大學的急速擴展，到1997年10月才告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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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大學「四改三」塵埃落定後，利國偉終告在1989年12月卸任教統會主席一職，由范徐麗泰接任，但諷刺的是，「四改三」爭議沒有因為中文大學改制而止息。
- 1946年，利國偉在何添引薦下加入恆生銀號，擔任會計，又負責處理海外黃金買賣。
- 1981年4月，港府應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建議，宣佈成立一個以英國文化協會前會長呂衛倫爵士為首的四人國際顧問團，負責全盤檢討香港的教育制度。
- 另外，利國偉還與時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爵士和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後為女男爵）一同被中方視作私下就香港前途問題斡旋的對象之一。
除了中文大學的工作，利國偉還自1970年起長年擔任香港大學校董、1972年出任香港理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創校校董及首任司庫、1987年出任以推廣教育和研究為宗旨的尤德爵士紀念基金信託委員會首任主席、以及在1992年為新成立的尤德學者協會擔任名譽顧問。 此外，利國偉在1976年獲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委任接替胡百全出任教育委員會主席，任內就港府於1978年落實九年免費教育提供意見，並曾協助港府處理在同一年發生的金禧事件。 事件中，利國偉支持教育司署對被指內部管理混亂的天主教金禧中學採取「封校」的決定，但認為署方不應解僱揭露校方管理問題和率領學生罷課抗爭的16名老師。 利國偉本身沒有接受大學教育或出國留學，只有中學學歷的他算不上是高學歷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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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歷年來又對家鄉五邑捐款達2.2億港元，當中祖居地開平佔上近1.5億元人民幣。 儘管未曾接受過大學教育，利國偉憑藉他在推動香港高等教育發展方面的表現，以及在金融和政商界方面的深重地位，使他先後獲得多家本地和海外高等院校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其中，曾向他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的本地高等院校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城市理工學院（香港城市大學前身）、香港理工學院、香港浸會學院（香港浸會大學前身）、以及香港公開進修學院等。 到1988年6月，利國偉發表《第三號報告書》，支持港府的「四改三」方案後，港府對中文大學落實「四改三」的態度顯得更為堅決。
- 除恆生以外，利國偉也曾在1978年至1984年兼任匯豐銀行非執行董事、1984年至1992年改任匯豐銀行董事局顧問、和在1991年至1997年任匯豐控股董事局顧問。
- 1941年12月8日，日軍隨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揮軍香港，觸發香港保衞戰。
- 審計委員會委員提議並經董事會討論後，針對交易數量、每股交易價格下限及授權處分期間做成決議，並無空白授權情事。
- 1990年，本身喜愛收藏古玩的利國偉還促成美國的亞洲協會在香港設立中心，是該會首個設於美國國土以外的分會，以促進中西學術文化交流為宗旨。
- 雖然曾經遭中方斥責，但利國偉在香港步入主權移交前的過渡期當中，始終與中方維持良好關係。
- 包括在新界設立泊車轉乘公共交通樞紐，鼓勵搭乘公共交通出市區；建立電子收費道路系統，適當提高私家車在繁忙時段的使用成本；搭建智能交通運輸系統，運用大數據實時監察交通情況並給道路使用者提供指引，等等。
「第一匯」是三豐建設與第一銀行合蓋的建案，而一樓到二樓是第一銀行，就如同中國人的習俗，我們就住在金庫上，買了此房絕對坐擁金銀財寶之意，天啊! 這點我立馬想下訂金，且離大橋頭捷運站才200公尺，交通超級便利。 此外，利國偉早在七十年代初已支持聯合世界書院運動，捐款資助香港學生入讀海外的聯合世界書院。 踏入八十年代，他與殷商李寶椿後人李兆增於1987年至1988年進一步倡議聯合世界書院在香港建校，幾經斡旋，終獲得港府批出馬鞍山西沙路一處土地作為校址，促成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在1992年創校。 利國偉一直關注任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的發展，並自1992年起擔任首任校董會主席，至2000年卸任，同年改任校董會名譽主席。 恆生賣盤予匯豐的決定，使之避過了結業倒閉的下場，但何善衡等痛失恆生的控股權，使之從此成為匯豐的附屬銀行，這對何善衡、何添和利國偉等而言，是經營恆生多年以來最悲痛且無可奈何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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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正是這個原因，他先後獲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等多家海內外專上院校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以資肯定；他與簡悅強爵士、鍾士元爵士和張奧偉爵士等人也是在七、八十年代少有獲英廷冊封爵士的華人，作為對他多年來在公職方面表現的嘉許。 利國偉雖然出身大家族，但他憑藉自己的努力，從「紅褲子」出身，由低做起，結果得到恆生銀行高層何善衡和何添等賞識，從此拾級而上，並屢屢獲委以重任。 利國偉在政商界也甚具影響力，除了擔任兩局非官守議員以外，更在1988年至1991年受港府所託出任香港聯合交易所主席，對交易所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此外，在八十年代中英兩國展開香港前途談判期間，他曾協助財政司彭勵治爵士在1983年推出聯繫匯率制度，設法保住港元幣值以穩住香港人對前途的信心；他後來又於1984年隨兩局議員代表先後奔走中英兩國，拜會過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向他們表達港人對前途問題的看法。 踏入九十年代，香港主權移交步入倒數階段，受中方重視的他還先後獲委任為港事顧問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等職。
另外，在他的支持下，恆生商學書院和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分別得以在1980年和1992年創校。 利國偉在1976年到1989年間又先後擔任過港府教育委員會主席和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參與制定香港的教育政策，任內曾經歷1978年的金禧事件，以及在1988年富爭議性地落實港府提出中文大學「四改三」的方案。 〈榮譽會員／資深會員（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重要里程1933至2013年（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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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行政局正式接納《第三號報告書》的建議，意味中文大學「四改三」勢在必行。 經過一番糾纏，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以停止撥款為要脅，迫使中文大學就範，中大校方結果只好在同年接受把大學學制由「四年制」縮減為「三年制」的安排，而在利國偉爭取下，港府又同意延至1990年才正式落實「四改三」。 中文大學「四改三」塵埃落定後，利國偉終告在1989年12月卸任教統會主席一職，由范徐麗泰接任，但諷刺的是，「四改三」爭議沒有因為中文大學改制而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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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紫荊勳賢、開平市榮譽市民利國偉先生逝世（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嶺南僑鄉》。 〈任志剛：最尊敬的金融前輩（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蘋果日報》，2013年8月13日。 步入中英談判尾聲，利國偉在1984年11月30日隨兩局議員代表團前赴英國，首先拜會外交大臣賀維爵士，然後於12月5日會見首相戴卓爾夫人，設法敦促英方與中方就香港前途問題達成協議時，務必保障港人利益。 12月5日和12月10日，兩局議員代表團還先後出席國會下議院和上議院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辯論，以了解上下兩院的立場，然後才啟程回港。 12月19日，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中國總理趙紫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主權在1997年移交中國遂成定局。
1968年7月，利國偉獲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任內關注金融和經濟事務，而且順應當時「中文運動」的興起，在1970年率先在局內提出中文應該和英文一樣成為香港的法定語文。 除此之外，他在局內供職期間又擔任過香港心臟基金會主席、香港腎臟基金會主席和亞洲防盲基金會副主席等多個與醫療健康事務相關的公職。 曾經多次暫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利國偉，在1976年進一步獲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正式任命入行政局，惟到1978年8月，利國偉以健康理由辭任兩局議員職務。 〈恒生銀行董事長錢果豐博士之聲明（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新聞稿》。 《中大通訊（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第405期。 〈恆生銀行宣布利國偉博士及何添博士退任該行董事（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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