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其他情形，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本法所指的恐怖活動組織，是指實施或者意圖實施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恐怖活動罪行或者參與或者協助實施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恐怖活動罪行的組織。 達瓦才仁表示，台灣是民主法治制度成熟的國家，人民是最直接的利害關係人，「我想台灣人民會用選票，會用他們的民主制度會做出回應。」台灣人完全有自己選擇的自由和權利。 《十七條憲法》是在日本推古天皇12年（604年）所制定的17條條文。 內容與今日的日本憲法不同；它主要是包括對官僚和貴族的道德的規範和一些佛教的思想；為迄今所知，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但並非現代法律意義上的憲法。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頒布《憲法》取消原有《十七條協議》裡的西藏特殊自治狀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體化。 凡有危害國家安全言行的，不得被指定為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法官。 在獲任指定法官期間，如有危害國家安全言行的，終止其指定法官資格。 因為涉及國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不宜公開審理的，禁止新聞界和公眾旁聽全部或者一部分審理程序，但判決結果應當一律公開宣布。 第二十六條 為恐怖活動組織、恐怖活動人員、恐怖活動實施提供培訓、武器、信息、資金、物資、勞務、運輸、技術或者場所等支持、協助、便利，或者制造、非法管有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以及以其他形式准備實施恐怖活動的，即屬犯罪。
這就是中國傳統歷史書寫中所描述的封建制當中的一環：西周封建的精神。 再舉一個類似的例證﹕趙紫陽在一九八七年對美國記者說﹕『有個問題總使我迷惑不解，美國國會中一些經常喊人權的人，為什麼支持在西藏恢復農奴制度？在西藏恢復農奴制度是符合人權的嗎』？ 這既暴露了趙紫陽對西藏問題的無知，因為達蘭薩拉要在西藏實行的民主制度而非農奴制度，也說明了他對＜十七條協議＞的健忘，因為即使在西藏恢復農奴制度，這種制度也是在＜十七條協議＞中承諾『不予變更』的。 韓德森18日與印度外交部部長Girija Shankar Bajpai會面，Bajpai表示印度希望延緩此事，促成朝鮮停火。 韓德森結論：印度不會與美英合作阻止中共侵略，在他12月30日給艾奇遜的報告中，指出目前印度不會在聯合國為西藏出頭，以免觸怒中共，美國的選擇是在聯合國支持印度以外的國家出頭，或是繼續擱置直到西藏政權消失。
17條: 十七條憲法制定時間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 該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另有規定外，無溯及力。 1949年11月，西藏噶厦向美國、英國和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信，表示決意保持獨立状态，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侵入行動作出毫無保留的抵抗。 中国政府则表示：“中国人民解放軍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
在吳啟訥看來，十七條協議與後來中英之間簽訂的有關香港實行「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形式相似。 香港的反中勢力反對「一國兩制」，目標當然在於「兩國兩制」。 然而與西藏的情形相同，「兩國」的目標是不可能達成的，反對「一國兩制」，最極端的情況是導致「一國一制」。 今天人們在反思香港問題尤其是「一國兩制」時，會試着從歷史中找尋一些「經驗」和蛛絲馬迹，來部分地解釋今天的香港問題，進而嘗試尋得可能的出路。 而上世紀五十年代發生在西藏的騷亂事件，以及後來北京政府的武裝平叛，啟動在西藏的「民主改革」，被認為與今天的香港有着驚人的相似度。
17條: 第二十二條
所以我們可以說，如果依照源自西方的，現在國際流行的標準，而不是依照達賴和西方的政治宣傳，那麼撕毀十七條協議的，就是1959年的達賴當局。 20世紀初清朝政府籌劃邊疆新政，它的設計，就是把東北、內外蒙古和藏語地區全面改製為行省；把西南山地和西北部分山地仍然實行土司制度的地區，改製為州縣。 這個設想的目標，一部分源自秦始皇時代的政治理想，另一部分源自對西歐國家形態的模仿。 它的長期目標是將傳統國家轉型成為近代民族國家，達成這個目標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在國家的範圍內，實行單一的政治和行政制度。 設想開始推動後，引起內外蒙古、西藏，乃至土司地區的反彈，其中外蒙古和西藏利用漢民族主義者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機會，實質上脱離中國的統治。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除繼續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外，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 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根據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9條，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的刑罰比普通襲擊更高，因這條罪行對受害人構成實際的身體傷害。 檢控官通常會用醫生報告以證明相關行為有否造成實際身體損害。
【on.cc東網專訊】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追悼大會將在12月6日舉行。 中國證監會公布，內地證券期貨市場將於當日上午追悼大會默哀期間，臨時休市3分鐘，所有證券、期權交易將暫停，默哀結束後恢復交易。 社區法網提供的資料只供初步參考，而有關資料並非正式法律意見。
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一次有关和平統一西藏、台灣、海南和澎湖的會議。 第五十七條 根據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管轄案件的立案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和刑罰的執行等訴訟程序事宜，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的規定。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的工作部門應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建立協作機制，加強信息共享和行動配合。 第五十三條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應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建立協調機制，監督、指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工作。 第四十六條 對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進行的就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提起的刑事檢控程序，律政司長可基於保護國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發出證書指示相關訴訟毋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理。
秦朝結束封建，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郡縣體制，但中央集權仍是一種理想狀態，朝廷在其統治力逐漸減弱的邊緣地區，仍然以不同的形式保留了封建的精神。 非華夏族群入主中原，在制度方面有更多的創造，比如由契丹人創立的遼朝，就針對契丹人與漢人分別實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妨稱作「一國兩制」。 清朝在農耕地區實施行省郡縣制度，在農耕地區的外緣，因地制宜，分別實行軍府制、盟旗（札薩克）制、伯克制、（藏傳佛教）政教合一制、土司制等制度。 行省郡縣制以外的這些制度，基本上是由中央政府將一部分統治權力交給當地不同形式的，在某種程度上延續地方政治傳統的地方政府。 換句話說，朝廷在這些地區的統治不是完全直接的統治，而是某種程度的間接統治。 圍繞「十七條協議」及「一國兩制」，《香港01》記者在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束後專訪了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啟訥。
第四十八條 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行使相關權力。 第四十五條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裁判法院、區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應當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處理就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提起的刑事檢控程序。
對於北京而言，建立或者恢復中國在西藏的主權，是解決西藏問題的當務之急。 而通過＜十七條協議＞，北京使拉薩在全世界面前正式承認中國的主權，無論如何是件得意之作。 而且，鑒於一個新政權建立之初通常所遇到的種種困難，鑒於台灣海峽兩岸的高度敵對局面。 特別是鑒於朝鮮戰爭的爆發，盡快以條約的形式了結西藏問題，不但可以避免兩線或三線作戰的窘境，而且可以消除外國勢力（例如美國）幹預西藏的口實，雖然北京當時對於與西藏的締約這一行為本身，以及在協議中所作的讓步，很可能並不滿意。 圍繞＜十七條協議＞的更加重要且爭論不休的問題是，在它簽署之前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嗎？
法律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確定的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香港選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 1950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指出解放軍「1950年的光榮戰鬥任務是解放台灣、海南島和西藏，完成中國統一事業」。 1月22日，毛澤東與史達林在莫斯科會談時，毛要求用蘇援的空軍團來給劉伯承的攻藏部隊輸送補給，史達林表示準備攻藏很好，藏人需要馴服，空軍團的事需要商量以後再答覆。 清朝自1720年代开始在西藏驻军并设置驻藏大臣，到18世纪末清朝在西藏的权威达到顶峰，但随后由于自身的衰落而逐渐削弱。 光緒十四年（1888年）英軍因為錫金、西藏邊界糾紛而攻入西藏的亞東等地。
停戰後，中國派駐藏大臣赴印度與英國簽訂了《中英藏印條約》和《中英藏印續約》，中國割讓西藏南部小片土地，並承認錫金為英國的保護國。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英軍由錫金入侵西藏，次年攻陷拉薩，與噶倫等官員簽訂《拉薩條約》，駐藏大臣則拒絕簽署。 英軍撤退後，中國派出修約代表，與英國簽訂《中英續訂藏印條約》，英國承諾不侵佔西藏，中國則保證不准其他國家侵佔西藏，英國勢力從此進入西藏。 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張「解放」有三種：「和平統一」、「和平解放」、「武力解放」。
第五十條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應當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依法接受監督，不得侵害任何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 凡律政司長發出前款規定的證書，適用於相關訴訟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法律條文關於“陪審團”或者“陪審團的裁決”，均應當理解為指法官或者法官作為事實裁斷者的職能。 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如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須徵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軍隊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事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必要時，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 回顧這段史實，可以看到，具有「一國兩制」精神的十七條協議無法在西藏繼續執行的直接原因，就是嘎廈當局武裝攻擊駐藏解放軍部隊，導致十七條協議的前提解除。
17條: 人民幣
由於北京拒絕根據＜斯特拉斯堡講話＞進行談判，更由於北京六四事件，特別是東歐發生的巨變，達賴喇嘛於一九九一年宣布放棄〈斯特拉斯堡講話〉的立場，而以獨立作為最終訴求。 最近西藏流亡政府似乎有意回到〈斯特拉斯堡講話〉的立場，而達賴喇嘛和北京的談判也在隱隱約約，斷斷續續地進行之中。 在漫長的中國關係史上，＜十七條協議＞是八二一年唐蕃會盟碑以來最重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雙邊條約；然而時隔一千多年的這兩個條約卻有著天壤之別。
1935年7月22日，南京國民政府西康建省委員會在雅安成立，次年该委员会遷至康定。 當時，该委员会名义上管轄康定地區的20個縣，以及已经被西藏噶厦控制的13個縣。 1938年3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改組西康建省委員會，並在9月1日將原屬四川省的寧（今西昌地區）、雅（今雅安地區，除名山縣以外）兩屬14縣2設治局劃歸西康建省委員會管轄。 隨即将西康建省委員會撤销，改組为西康省政府，成立西康省，實行四川、西康分治。 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會設康定，劉文輝任西康省主席。
但是，＜斯特拉斯堡講話＞僅僅是個談判的基礎，而談判則意味著妥協，所以西藏流亡政府與北京經過談判而達成一個類似於＜十七條協議＞的新的雙邊協議，並不是沒有可能的。 ＜十七條協議＞固然使中國一貫主權論者難堪，但更加使西藏一貫獨立論者（西藏歷來是獨立的國家）尷尬，因為即使一九五一年前西藏享有事實上的甚至完全的獨立，＜十七條協議＞無疑結束了這一獨立，西藏從此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如果要堅持西藏沒有喪失其獨立，則必須證明＜十七條協議＞的非法。 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說，藏人當時是在武力威脅下被迫締約，所以＜十七條協議＞是不平等的也是非法的條約。
- 第二十五條 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的，即屬犯罪，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並處罰金。
- 特別是鑒於朝鮮戰爭的爆發，盡快以條約的形式了結西藏問題，不但可以避免兩線或三線作戰的窘境，而且可以消除外國勢力（例如美國）幹預西藏的口實，雖然北京當時對於與西藏的締約這一行為本身，以及在協議中所作的讓步，很可能並不滿意。
- 英軍撤退後，中國派出修約代表，與英國簽訂《中英續訂藏印條約》，英國承諾不侵佔西藏，中國則保證不准其他國家侵佔西藏，英國勢力從此進入西藏。
- 第三條 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
- ＜十七條協議＞存在的這些問題，部分可能是協議的起草者故意為之，如其前言對於樹立一個偉大的解放者的形像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可能是當時時間緊迫，來不及仔細推敲。
第四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司法機關在適用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有關羈押、審理期限等方面的規定時，應當確保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公正、及時辦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第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履行職責相關事務提供意見。 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列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
中華民國建立後，南京臨時政府和北洋政府面對外蒙古與西藏脱離中國的危機，放棄辛亥革命之際革命派「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漢民族主義主張，也暫時中斷了國家在邊緣地區改間接統治為直接統治的進程，在一段時期內強調「五族共和」。 北洋政府時期，中央政府實際上接受邊疆仍然實行與各行省不同的政治制度的狀態。 國民政府成立後，延續清末新政的方向，在內蒙古和藏語區東部推行行省制度。 但因為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並沒有真正統一，在國民政府新設置的這些行省內，事實上並行着雙重甚至三重的政治體系，當然，更沒有辦法真正管轄到外蒙古和西藏。 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统治西藏後，西藏噶厦在起初的幾年與中国共產黨所领导的政府和平共存，而且除了昌都城關鎮一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外，其餘的土地仍在西藏噶厦管轄之下。
締結雙方都指責對方背信棄義，達賴喇嘛稱北京對＜十七條協議＞一條也沒有遵守，而北京則說西藏分裂主義者無視成約並蓄意謀反。 眾所週知，一九五九年拉薩事件的導火線是藏人懷疑解放軍要藉看戲之機綁架達賴喇嘛，所以武裝起來保衛之；當事人之一阿沛． 這個證詞應該是可信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北京可以把拉薩事件的責任推個一乾二淨，因為事發的原因至少可追溯到一九五六年前後康區等地的『民主改革』，這導致了當地藏人的暴動，並直接影響到拉薩局勢。 無論如何，北京對＜十七條協議＞的誠意值得懷疑﹕＜十七條協議＞並未規定協議的期限，所以具有某種永久性。 而且第十一條規定只有在西藏人民和西藏領袖一致同意的情況下，才可以在西藏推行改革，因此，所謂六年不變之說，貌似隨和寬容，實際上是對〈十七條協議〉的藐視和違背，何況就在說六年不變之時，部分藏區已經在變。 但是，另一方面，拉薩對＜十七條協議＞的毀棄以及拉薩事件的爆發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